《經濟學人》報導的核心，在於標準經濟學模型，與台灣現實的背離。它質疑台灣制度的「異常性」，並將舉證責任丟給台灣。
課本說，經常帳盈餘（出口＞進口），應該導致本國貨幣的需求增加，最終導致匯率升值，直到盈餘縮小，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現實是，台灣經常帳順差達GDP的16%，且匯率沒有大幅升值。我們是否能提出一個替代性制度模型，解釋巨額盈餘與匯率穩定並存，同時合乎經濟學理性？
我的前一篇分析，已經證明央行有干預匯率，但干預並不必然等同「操縱」。如果我是央行總裁，會說這是「對抗金融市場外部性的必要行動」。
一、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外部性
央行不升值，部分是為了對抗壽險業潛在的幣別錯置危機。承擔貿易失衡的外部性成本（對消費者徵稅），避免金融系統崩潰的極高成本。在兩個外部性中，我們理性地選擇了成本較低的一方。
二、資本帳的結構性流出
長期以來，私人部門（尤其是壽險業）對外國資產的需求極大。根據國際收支恆等式，CA+KA=0。金融帳淨流出，自然抵銷經常帳盈餘，所以匯率沒有壓力。
我們的干預只是平滑這種結構性流出，保持恆等式穩定，而非製造貿易優勢。
（我的前文指出，央行用大量資金匯出否定PPP，是倒置因果。反駁單一指標適用性幹嘛呢？代表央行有一群讀死書的草包，見樹不見林。聰明人要考慮總經框架，然後說：順應市場。）
三、對抗外部的投機性攻擊
一旦升值預期確立，可能引發短期熱錢湧入進行套利，使匯率產生不穩定的超調。央行核心目標是金融穩定，避免熱錢在地緣政治風險下快速進出，造成經濟的過度波動。
四、內部資源配置的特殊性
台灣的出口導向模式，已經內化成一種「制度慣性」。社會資源、基礎設施、人才培育和政治權力，都圍繞著出口導向進行配置。慣性使得資源無法快速轉向內需或服務業。即使新台幣升值，也無法在短期內有效地將出口部門的資源，轉移給國內消費者或內需部門。如此才能解釋難以達成傳統模型中的「自動平衡」。
五、經濟學人的「台灣病」質疑
我國的經濟系統已經演化出一套機制，用來對沖地緣政治風險和金融系統性風險。機制所產生的巨額經常帳盈餘，是我們支付「系統穩定成本」的體現，而非尋求不公平貿易優勢的結果。在亞洲金融危機後，理性地積累超額外匯儲備，是一種預防性儲蓄，也符合東方社會文化。
六、央行對危機敘事的心理門檻
幣別錯置，顯然是負面外部性，一旦匯率巨變，將引發金融危機。我們承認系統性風險存在，將焦點從收益轉移到生存。若兩岸發生危機，這一兆美元的私人部門儲備，是確保台灣持續獲得國際流動性的後備軍。我們承認國內投資機會不足，資金流出是結構性必然。
若不平滑，匯率將瞬間超調，製造業的就業崩潰，導致均貧社會。我們承認在一個極端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選擇了成本最低的生存路徑。
這不是病，這是戰略。 （相關報導： 銀行家觀點》歐洲央行與成員國的財政角力 ｜ 更多文章 ）
七、擴權的風險
誠然，我們對這樣的敘事重構，必須保持謹慎。央行的職責從「穩定物價與維持金融秩序」（相對客觀、可量化）擴展到「地緣政治風險管理」（高度主觀、難以量化）。若以國家安全為名，阻擋公眾對干預和儲備的質疑，我們如何監督央行決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