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入門
真实的案例告诉你为什么最好别算命，也不要学！ 他看到的身邊例子都是，自己算命很好的，家人孩子都不會好——天地有平衡。算命給你一個潛意識，如果不擺脫，就變成你心中的詛咒。
@醉风《白痴学易经》系列：
https://www.douban.com/note/682649170/
我讲到一个朋友摆地摊占卜到了这一卦爻，被我判断为不能去。当时这个案例是放在了“终极篇”里面的。因为这里涉及到解卦的高级技巧。这里简单的说一嘴，《易经》的高低尊卑，有一定的规律，乾卦是龙之象，是大人物的卦象，所谓利大人不利小人。你去做大事，占卜到乾卦就是吉利的，但是你去做的是这种不上台面的小事（摆摊），小老百姓的事，那占卜到乾卦，就不吉利了。中国有句话，叫“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放在解卦上，同样适用。
https://www.douban.com/note/694614023/
第一叫改运，改运是四种方法中，最难的一种。什么叫改运。就是本来今年你该破财，但是你发了财。也就是从根源上，去逆转了运的结果。能改运的人是相当可怕的，这意味着他可以一直开挂，终身不倒霉。从本神棍多年的实践来看，还没有见到一个可以成功改运的人。（理论上除非三式合参，或者法力强大，可惜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人）
https://www.douban.com/note/693028488/
【自学建议】：其实风水这东西吧，不建议各位自学，因为影响太大，布局出了问题不就把别人给害了么。而且风水流派的划分，更是让你看花了眼都不知道从哪一家入手。实在是想自学的，先从郭璞的《葬经》入
宋神秘：再见张果：算命行业的“偶像”代言人，澎湃新闻，2023-05-19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句俗语几乎人尽皆知。八仙之中，张果有时也称为张果老，是八仙中年龄最长、时代最早而且有最多历史依据的一个人。张果其人，正史新旧《唐书》都有个人传记，叙述的事迹史实掺杂神话，展现了张果的各种神迹。这些事迹在唐代的《大唐新语》、《国史补》、《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独异志》、《续仙传》、《宣室志》等笔记小说中均有详略不等的记载。
正史和笔记小说中均记载张果掌握了长寿的秘诀，自称有数百岁，为尧时丙子年人。唐代有一位名叫邢和璞的算命术士，善于推算人的寿命吉凶，唐玄宗命他给张果算命，竟然算不出他的寿命为多少。很多文字和图像在描绘张果时，都特地提到了他的交通工具——一头白驴，这头驴可像纸一样折叠起来，张果休息时就把它折叠起来放置在巾箱中，需要乘骑时从箱中取出用水喷一下，则又还原为活生生的驴，张果骑驴的形象流传广泛而久远，很多著作和绘本以张果倒骑毛驴来表现。他还有一个神迹就是善于胎息修炼之术，可以数日不进食，只饮美酒和三黄丸，这些元素充分体现出张果与道教的密切关联，后世道藏文献中有许多托名张果的著作，八仙故事也充满了道教的浓厚宗教氛围。
张果老图像（出自侯马65H4M102金墓，1201-1208年间）
由于张果的神奇，武则天和唐玄宗都曾派人至他的老家山西恒州山中延请。武则天没有成功，张果以装死躲过了召请。后来唐玄宗派通事舍人裴晤迎请时，张果当面施展了闭气的装死技术，裴晤焚香启请，并力陈天子求道之心，渐渐打动了张果，张果才进京面圣。面见玄宗期间，也有一些神奇的事件记载于册。除召邢和璞为张果算命外，唐玄宗还诏命一位善于看鬼的术士夜光秘密观察张果，但夜光却看不见普通人都能看见的张果。唐玄宗听闻喝堇汁而不觉得苦的人为真正的奇士，于是让张果饮堇汁以试验其神奇与否，张果喝了许多，并说道“这不是好酒”，之后发现牙齿变焦，于是将牙齿拔掉收起来，这些牙齿后来变成了仙药，而张果在一觉睡醒之后，竟然长出了新的洁白的牙齿，这让玄宗确信他拥有神奇之术。这个故事在不同的著作中情节有所不同，但拔旧牙长新牙这一核心内容不变。
唐玄宗喜好神仙之术，见识到张果的神奇后，便想将公主嫁给张果，还未公布想法，张果就预先测知此事，向秘书少监王迥质、太常少卿箫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若取公主为妻，真是一件恐怖的事”，令两位大惑不解。张果拒绝了玄宗的纳婿之请，希望归隐回山。唐玄宗授张果银青光禄大夫、并赐号通玄先生，以及许多衣物钱财，这才放其归山。张果归山后，便不再有踪迹可循，唐玄宗后来为其在隐归处专门建造了栖霞观。有些著作还有玄宗猎仙鹿、仙鹿为张果所化，张果实为白蝙蝠精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显示出张果是一位修行得道的道教高人，有种种神奇之术，但没有略显普通的算命之能，他反而是被算命的对象。
唐代以后，张果的事迹和形象继续在道教和社会中延续和流传，宋金时期又和蓝采和等人一同被纳入八仙行列，进一步在社会中广泛流传。但这些文字和图像中的张果，也没有和算命捆绑在一起。明代，出现了将张果和算命相联的直接证据，明代祁承爜撰写的《澹生堂藏书目》记载有“《张果老星命大全十卷》四册，陆位辑；《果老子平大成》三卷”。这两份著作都是论述算命的专著，并以张果老的显赫大名命名，托名这是张果老的学说。
算命行业里的张果老，不再倒骑白驴四处施法，主要以个人出生时日、月、五星加上罗睺、计都、月孛、紫气这四个余曜，位于二十八宿或黄道十二宫坐标中的位置，再参以个人出生年月日时干支所在的宫位以及所化的星曜神煞，排列成一张圆形或近似圆形的天宫图，以此来推算个人一生的祸福夭寿，这种算命术用七政四余这十一个星曜占测命运，因此也称为星命术，或七政四余术。
托名张果的星命术或七政四余术，并不是星命术的全部，它只是星命术的一个流派或分支，这个流派的传承有一定的谱系。较早明确指出存在张果一派星命术的是元末明初一位叫作郑希诚的算命术士，《温州府志》记载他是浙江瑞安人，八十岁的时候在山里遇到一位异人，异人给他一帙论述果老星命术的书籍作为分别礼物，后来他发现这本书记载的推算方法非常灵验，许多人都上门求他推算。图示中的算命天宫图就以“郑氏星案”命名，为郑希诚用天宫图算命的案例，每个图均配有说明文字。托名张果的星命术著作《张果星宗》中有一卷为“郑希诚观星要诀”，郑希诚在这一卷开头说道，他在江湖行走的二十多年间，访求了许多算命术士，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才实学，与果老所传的内容大不相同。若郑氏的自述为真，那么在郑希诚生活的年代，已经有相关的星命术知识打着张果的旗号在世间流传，而郑希诚的歌诀发展了张果名下的星命术。郑希诚之后，一位名叫李憕的真实或虚构人物在嘉靖二年（1523）记下了与张果的问答记录，他们谈论的都是星命术的具体推算原则。后世明代陆位将所辑的星命术文本，以张果命名出版，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保存的张果星命术著作多为陆位的作品。
“郑氏星案”名下的中国古代算命天宫图（出自《张果星宗》）
这派星命术与所谓的琴堂、耶律、乔拗派在技术方法上有一定的区别，比如张果一派更看重七政四余十一个星曜用二十八宿天象坐标体系度量的位置，而琴堂派只重视七政四余用黄道十二宫天象坐标度量的位置，不同坐标体系对应的推算基准不同；其他派别都以星曜的位置为基础，但琴堂派还要查看出生年月日时的地支宫位。不同派别运用的基本元素如七政四余、黄道宫位、干支所化的神煞、星盘都相同，但各个元素的使用和吉凶推算规则存在许多差异。一些共同的原则或方法，各个流派也经常主张这是自家独有。明代，算命市场上出现了打着不同名号的各派星命术，彼此之间存在竞争，这也促进了星命术的流传，许多保存至今的星命术著作都于这一时期出版。
星命术在域外生辰星占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的星占术并不以占测普通个人的命运为目的，主要以占测军国大事、帝后要臣的命运为目标，而中国传统的算命术以出生年月日时的八个干支、易卦等非星象要素为对象。而在古代希腊、波斯和印度，流传着用星曜对普通个人的命运进行占测的生辰星占术，它们以日月五星这七曜或再加上罗睺、计都的九曜为对象，根据它们在黄道十二宫或二十八宿的坐标位置来占测命运，生辰星占术在唐代以前已经传入中国，在唐代广泛流传并日益本土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占测的对象从七曜、九曜变成十一曜，这一过程发生在唐宋之间，但至北宋时十一曜才广泛流传。另一个重要的本土化过程就是神煞的运用，它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生辰星占术传入后，星命术中的神煞由十一曜和干支演化而成，有吉凶之分。神煞和星曜结合起来，共同占测个人命运的夭寿吉凶。南宋星命术著作《三辰通载》记载的元素、方法和规则在明代著作中均有体现，此时或更早的北宋时期，星命术已经完成本土化的过程，发展出成熟的体系。
张果一派是发展成熟的星命术的一个代表，它包含域外生辰星占术的基本元素和规则，根据个人出生时的星曜位置来排布天宫图，天宫图以命宫为基准，然后依次排列其他十一宫。命宫的确定原本是以出生时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那一宫即所谓的上升宫为基准，但星命术的方法有所演变，一般不再看实际的天象，而是根据已有的星历表去查看出生当天太阳所在的宫位，在太阳宫位上加上出生时辰地支与地支卯之间的差距，便可以确定命宫。中国的星命术除命宫外，还非常注重命度即命所在的宿度位置，命度是以太阳所在宿度的180度对冲位置来确定，譬如太阳位于子宫虚宿六度，对冲位置为子宫星宿五度，那星宿五度就是命度所在位置。
生辰星占术的本土化不只有一种结果，星命术的不同流派就是本土化的多样产物。《张果星宗》在论述张果的星命术时，就引入了两个参照：袁天纲和李淳风。这两位都是唐代正史均有记载的著名术士，前者以算命闻名，曾为武则天算过命；后者是著名的天文学家和星占学家，有军国星占著作《乙巳占》和《观象玩占》存世。但与张果一样，他们的生平事迹均不涉及用星象推算个人命运的星占术或星命术，但在这里，他们都成为某一派星命术的代言人。一些具体的星命论断如昼日忌讳火星、夜晚忌讳土星等域外星占术规则被归于李淳风名下，张果对此都以“淳风小儿之诬言”一类的态度进行了否定，李淳风代表的是保留域外星占术规则的星命术一派。而袁天纲的言论或文本，多为“水漂白羊”“火烧牛角”一类的歌诀，这些歌诀部分描绘了域外星占术规则，如白羊宫是火星的本宫，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的水火相克，因而若水星位于火星的本宫，则是凶兆；牛角代表金牛宫，金牛宫是金星的本宫，而中国传统的五行中火克金，火星位于金牛宫也是凶杀之兆。从袁天纲名下的论断来看，他代表的是保留一部分域外星占术基本性质，但用五行相生相克等数术规则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的一个流派。而张果比袁天纲走得更远，不仅用五行相生相克，更引入了五行各自的“旺相休囚死”状态来推算吉凶。李淳风、袁天纲和张果，不仅代表了星命术不同流派的观点，而且展现了域外星占术本土化的逐步进程和多样化。
星命术文本中描绘的袁天纲，是一位熟练掌握天文星占技术的术士，他的技术来源于“竺罗”，显示出星命术与印度或佛教的密切关系。域外星占术的传入及其本土化过程，一部分是经由佛教完成的。在展现张果算命技术的高超时，这些文本将张果置身于佛教场景中，其中一个故事讲述张果在一个名叫大觉寺的佛庙中，看见有风飘荡，使炉中的火星坠地，便预言这座寺庙不久将毁于兵火。李憕询问张果是如何预测的，是否以寺庙内金刚的塑造日期推算？张果回答不是，是通过火星从炉中坠地得出的，并在李憕的请求下以金刚的塑造日期再次推算了命运的好坏，并指出这若是人命，也会死于非命。文本还经常出现张果的话语中夹杂“甄迦罗”“阿僧祇”等西竺国谈论数量无限的用语，把张果的经历与佛教捆绑得非常紧密。而从张果的历史记载和传说来看，他是一位妥妥的道教仙人。星命术文本的意图可能在于暗示星命术与佛教的关联，但这种情境设计反而脱离了张果的人物背景。当然，这种关联仅限于星命术文本，在流传更加广泛的八仙故事中，张果很少与算命关联起来。
以张果冠名的星命术流派，无疑利用了八仙故事的广泛流传度，希望借助张果的名声来扩大流派的竞争力，以在算命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份额，追逐实利的书商，塑造出张果这位星命术偶像，当然也可以将书卖得更多。
人物
史景迁
追寻一种历史的想象力｜纪念史景迁，单读，2021-12-28
许知远也提到了史景迁在历史写作上做出的创新。他评价史景迁就像一名侦探，侦探往日的细节，“比起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的想象力和对时代情绪的捕捉，通过琐碎的东西以及对日常细节的描述，重现那个时代的场景”。史景迁向我们重构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03 召唤为人遗忘的郯城生活
这本书的背景是 17 世纪中国东北部的一个小角落，具体位置是山东省的郯城县。大部分情节于 1668 年到 1672 年间发生，焦点集中于当时当地非知识精英阶层的人身上：农、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妻子。他们在困难的时候，没有官方关系来帮助，也没有有力的亲属组织去投靠。我从四次小的危机中去观察这些人：第一项，牵扯到土地的耕耘和从地上征收的赋税；第二项，一位寡妇保护她的小孩和遗产的企图；第三项，由一次地方争斗引发的暴力事件；以及第四项，一位王姓妇人的决定：她不愿意再面对一种无法接受的现状，而选择逃离郯城的家和丈夫。
我说这些危机是“小”的，就整个历史记录的脉络而言。对实际牵扯在内的人来说，这些危机有绝对、攸关生死的重要性。我刻意让这些故事保有乡下风味和地方色彩，因为过去对近代以前中国乡村所做的描述，不是取材于特定的地方，而是广大的地理区域和极长的时间内搜集证据。这一过程几乎无可避免的会失去个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当人们真正地从事地方性研究时，他们的焦点并不集中在乡村地区自身，而是因为那些地区有其他更引人注目的特色，例如那里曾经出过多少有才气的人，或者是当地曾被叛乱事件的凶残所荼毒，再不就是因为当地经济条件的利益和多样性，以及世界组织的历史复杂性。
然而郯城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县城。他在 17 世纪没有产生杰出的人物，经济和社会状况的资料不足，虽然灾祸不断，当地居民却没有叛乱。要从过去召唤出那些穷人和为人遗忘的生活总是困难的。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中国人对国史和县史的撰写至为周备，地方记录却多半未见保存。我们通常找不到验尸官验尸、行会交易、严密的土地租赁记录，或教区出生、婚姻、死亡记录之类的资料——而正是这些资料，使我们能对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历史，作极其周密细致的解读。然而还是有些资料四散各处，我主要依靠三种不同的资料，试着钻探出一条通往郯城世界的小路。
李學勤
李零：我认识的李学勤先生，2020-04-28
一九七九年，我做了张政烺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是所外聘请的导师。李先生从助研直升正研，与张先生合带研究生。所里规定，我和陈平必须到历史所上他们两位的古文字课。
张先生的课，我们没听几节。历史所的研究生嫌人多，不想让外单位听，换时间，换地点，叫大家扑空。张先生腹笥深厚，但不善言辞。我记得，他是坐在一把椅子上讲，脸对黑板，背对学生，想不起来就敲脑瓜。有一回，李先生也来听，就坐我旁边。张先生说，甲骨金文不是书，李先生跟我说，他也讲过类似的意见。
李先生的课，我一直听。他很会讲课，板书不多，但语言简练、生动、幽默。他常说他是南方人，但说话京腔京韵，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派，话音突然升高，嗓音有点尖。他喜谈掌故，经常提到各位前辈，一肚子的逸闻趣事，其中也包括陈梦家。有时，他会拿身边的事打比方，比如说正在上映的电影《黑三角》《蓝光闪过之后》，甚至提到在座者，与听者互动，气氛十分活跃。
期末，我们得交报告。我的读书报告是讲东周用鼎的形态差异。我记得，他说金文排谱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千万别干。想不到多少年后，断代工程恰好包含这类工作。
我对李先生的第一印象是，他天纵聪明。马君武有诗：“图籍纵横忽有得，神思起伏渺无端”（《京华早春》）。他的文章有很多神来之笔，真是聪明绝顶。
李先生没读完大学，也没拿过学位。他不是一个过度专业化、非常学院派的学者，而是一个学无常师、淹通群籍、于学无所不窥、睿智博通的学者。历史所的人，或戏称他为“李十万”。据说，“十万”是《十万个为什么》的缩写。意思是你随便问，他什么都知道。
李先生难学。博大难学，聪明没法学。
近百年的中国古文字学史，所谓古文字学家，有些是金石学家（罗振玉、王国维），有些是历史学家（郭沫若、张政烺），有些是考古学家（董作宾、胡厚宣），有些是文献学家（杨树达），有些是语言学家（朱德熙），学术背景不同，研究角度不同，并非只有释字一派。古文字材料是“书”（不管是典籍，还是文书），“字”是“书”的基础，但“字”是在语境下被释读，“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研究古文字，不管从哪个角度，基础都是通读原始材料。李先生常说，“古文字的学问在古文字之外”，字不是孤立的东西。
我在考古所时，李先生跟我讲，他从不孤立释字。他不是释字派的古文字学家。
李先生写东西有三个特点，一是紧跟新发现，随时随地，有感而发；二是见多识广，厚积薄发，出手极快；三是文章小快灵，不喜长文，多为短札，举一反三，点到为止，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他的文章，登在各种刊物上，不定发在哪里，引用率极高，只有汇集在一起，才能窥见全貌。古文字学，无论甲骨、金文，还是简牍、帛书，他在各个领域都是领跑人。后面跟跑的人，费尽移山心力，回头一看，不能不承认，很多问题，都是他一语破的，凿破鸿蒙，真好像孔子形容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臆）则屡中”（《论语·先进》）。比如西周甲骨，就是他最先认识到；楚帛书十二月神即《尔雅》十二月神，也是他首先提出。这样的例子很多。
一九九〇年，我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访学，朱德熙先生也在。有一天，夏含夷来访，华大设宴，给他接风。席间，夏含夷品鉴人物，论及唐（唐兰）陈（陈梦家）高下，裘（裘锡圭）李（李学勤）异同。他的评价是陈在唐上，并且抑李扬裘。朱先生调停说，李先生博大，裘先生谨严，各有千秋，我们都很佩服。我很赞同他的评价。
散席后，朱先生跟我说，当年，他在西南联大听唐先生讲《说文》《尔雅》，唐先生连讲稿都不带，海阔天空，学问十分了得。研究古文字，不识唐先生之伟大，说明还没入门。汉学家有汉学家的口味和标准，比如有没有理论，有没有书，脚注是否完备，这都是最起码的要求。夏先生的评价与朱先生完全不同，他更看重陈梦家，觉得陈先生更合现代学术标准。
朱先生去世，有个追思会，在北大开。汪曾祺、李学勤都讲了话。汪说，朱先生总是跟他讲，他发现了一个人才，叫裘锡圭。裘先生坐我旁边，顿时泪如雨下。李先生发言，则讲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战国文字研究的兴起。他说，朱先生写过寿县朱家集楚器铭文的考释，他也写过战国题铭的分国研究，但唐兰先生动手更早，只不过手稿佚失。
吕庙军、李学勤《对话李学勤：重写中国学术史何以可能？》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历史教学问题》2015 年第 4 期：
一、疑古思潮与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反思
吕庙军：这些年来，您是首倡“走出疑古时代”，积极奔走呼吁进行古史重建的主要学者之一。实际上，我国古史重建已有很久的历史了。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三次极为重要的古史重建活动。第一次为孔子对三代历史的重建，第二次为汉代学人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为现代学者利用出土材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先秦历史的重建。第三次重建工作，包括像过去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李济以及现代包括您在内的学者积极投入到重建古史的学术实践中，至今仍在进行中。
李学勤：古史重建的工作确实有很早的渊源了。“古史重建”这一说法不是我首倡的，是我们现代考古学的最早奠基人李济先生提出来的。“重建古史”的基本思想就是以考古学为主来重建中国的古史。当然我们这里提到的“古史”一般专指中国上古史即先秦史而言，或者放宽到汉初以上。古史重建思想正是由于疑古思潮的结果。疑古思潮给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疑古思潮可以说是对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大反思。
李学勤：这是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它可以使一些古书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如 1973 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楚平王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后经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原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这仅仅是例子之一。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文明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
其次，可以对一些古籍的成书时代重作估计。如 1956 年，信阳长台关 1 号大墓发掘了两批竹简，因其中一批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儒家气较浓，所以起初大多以为是儒家作品。“文革”期间，中山大学的几位学者指出竹简的内容与《太平御览》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经查对，传本《墨子》书里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词。因此，推断长台关这组简是《墨子》佚篇。这个《墨子》佚篇的发现的确很重要。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墨子》佚篇的内容与传本《墨子》中的《贵义》、《公孟》等篇相似。而《贵义》、《公孟》以前以为是很晚的作品。现据《墨子》佚篇可知，它们实际不晚，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墨子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墨子本人到过楚国，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实际不晚，可能是墨子以下一、二代人写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意义很大。还有《墨子》最后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和秦简一对照，就知道那确实是秦人的东西，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秦国以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称“王”，有的地方还称“公”。可见后者应该是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和上述佚篇的年代也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其三，通过对战国秦汉简帛作综合考察，可以对这一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例如关于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学的渊源问题。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知道黄老道家的渊源或许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与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老”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方特色，前人很难说清。现在通过对这些帛书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流，多侧重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环。
三、出土文献、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在此之后，中研院史语所的组建，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以及《古史辨》刊出的大批研究成果，都与 20 世纪的古史重建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伴随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建立，一大批出土材料纷纷面世，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古史重建”一说的正式出现，见于李济先生的《中国上古史重建工作及其问题》一文，其后李济先生又写有《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这两篇文章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此后，不断有学者以“重建”或“重构”等相似的说法为题，强调考古成果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其中包括苏秉琦先生的《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重建中的“中国史学史”》，饶宗颐先生的《古史重建与地域扩张问题》，包括我的小文《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及裘锡圭先生的《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等等。
吕庙军：的确，中国作为一个文物大国，尤其是地下文物异常丰富。已经挖掘出来的和尚未挖掘出来的地下文物，数量都相当惊人。特别自 1899 年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问世以来，考古新发现就一直不断公布。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银雀山、马王堆、郭店等帛书竹简问世以来，国内外学术界纷纷发表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现代学术研究由此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王懿荣、郭沫若、董作宾、王国维、胡厚宣等前辈学者对殷墟的研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历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甲骨学殷商史已作为一门国际性显学，其学术前景正方兴未艾，不可估量。也有学者根据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认为中国的文学史和美术史也都应该改写。不可否认，不断涌现的出土文献确实为改写学术史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王国维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发现的甲骨文、西域木简、敦煌文书和清代内阁大库文书档案为“四大发现”即所谓“发现时代”。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发现大大超过了“发现时代”的发现。无论数量还是价值都大大超过了以往的发现。
在现在或将来的出土文献中还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类似的材料和新的惊喜。此外，出土文献使我们对传世文献记载先秦学派划分的说法有了新认识。在我们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献时，出土文献的真实面貌告诉我们，那时很可能并无后代命名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门派观念，我们只能说某一文献以某种倾向为主。如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穷达以时》的天人关系论可能有着道家天人论的思想背景，《语丛一》、《语丛三》中的许多论述将儒道术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简《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间的对话，《恒先》中显然夹杂着名辨的色彩，《三德》既有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相近似的地方，也有和《小戴礼记》、《大戴礼记》相近似的地方。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虽以道家为主干，但将儒、法、名、阴阳都包融在内。
四、改写、重写学术史的时代机遇与历史必然性
李学勤：刚才你是从人的认识和观念的维度来说明重写学术史的必然性的。其实，考古新发现的简帛书籍，时代虽多属于战国秦汉，而由之获得的知识和推论，所造成的影响绝不限于古代这一段时期。简帛书籍涉及的，是中国文化传统奠基的时代、根本的问题，所以从这一时代和其他问题出发，不能不对整个中国学术史的研究有重大的影响。譬如汉代学术，阴阳数术学说在战国时已相当流行，逐步影响了包括经学在内的诸多方面，因此不能认为这是汉代学术的特征，也不可由此以为汉代学术界特别愚昧黑暗。对于汉代努力搜求和整理秦火遗留的书籍，现在也可有更深入的理解。通过简帛的整理考释，大家容易知道当时“古文”典籍的出现，怎样在学术界形成巨大的波澜。对于孔安国等学者的工作贡献，人们亦不难体会。关于宋学及清代汉学间的争论，这些发现提供了很多新的暗示，有待进一步探索和阐发。现在看来，在孔子之后，曾子、子思一派儒者确有过较大影响，宋儒专由《礼记》中选出《大学》、《中庸》来推崇，不为无故。宋学热中讨论的一系列哲学范畴，在郭店简里都有讨论，其间关系很值得推求。诸如此类，说明在新材料层出不穷的条件下，“重写学术史”已成为可能。
20 世纪 90 年代，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后，受到很大的震动。1994 年 10 月 23 日，他撰写了题为《中国古史应当重写》的文章，指出：长江流域古文化至少可与同期的黄河文化并驾齐驱。4 年后，他发表了《中国历史必须重写》一文，重申应该将这一观点贯穿于中国通史的研究中。他建议重写《中国通史》的原因在于，几十年前，中国的史学大师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等，都编撰过《中国通史》。尽管名称不同，其为《中国通史》则一也。这些大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详尽地搜集资料，学风谨严、立论有据。他们对中国通史的研究成绩远迈前古，在中国乃至世界都获得了同声的赞扬，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但是，沧海桑田，时移世迁。到了今天，这些著作在许多方面均显得过时了，不能适应今天的情况了。季先生认为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考古工作日新月异。几乎每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都能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史的某些认识。过去我们常说“五千年中华文明”，现在看来，不行了。有人说六千年，甚至说七千年。总之，中国历史的时间上限没法封顶了。在地域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况。过去，大家几乎都认为，中华文化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但是，最近若干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工作却证明了，南方的吴、越、楚等地，甚至僻远如云南等地，也都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这样一来，中华文化发展一元观难以自圆其说，必须承认中华文化发展的多元观。其次，上述诸大师的《中国通史》不能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换句话说，也就是“以论带史”的印记。不管这个烙印多么轻微，恐怕总会有一点的。因此，季羡林先生建议由有关单位，比如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或《历史研究》编辑部，出面组织力量，重新撰写一部能适应今天情况的《中国通史》。季羡林先生建议改写的中国通史，也适合学术史。
李学勤：我也同意季羡林先生的说法。无论是古史重建还是重写学术史都必须充分认识到这项任务的必然性、艰巨性、长期性。在以往对古书、古史的看法上，我们发生过很多类似的错误和误解，如《文子》、《尉缭子》、《鹖冠子》等很多古书被打入伪书，《周礼》、《逸周书》等由于经学史上的偏见，其史料价值长期受到忽视。《鹖冠子》从唐代柳宗元就给否定了，后来的人对柳宗元崇拜的很，所以很少有人肯定《鹖冠子》，以致到今天连个好的注本都没有。要是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鹖冠子》就还是冤沉海底。再者，对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间的看法，一些外国学者的书，公认的中国文明起源是从商代开始，甚至有人说从发现甲骨文的商代后期开始，也就是要从盘庚迁殷算起。那么盘庚迁殷大概发生在前 1300 年，也就是我们的文明是从公元前 1300 年开始的。
现在看起来，这种说法不太公正，因为不但古书里面的记载比这悠长的多，而且考古学客观的观察也表明商代已有很发达的青铜文化，它的文明已有非常大的发展了。以文字为例，商代甲骨文里面发现的文字大约四千到五千之间，可知当时文字有了很大发展，而这四千多字还不是当时文字的全部。甲骨文是商王和贵族用于占卜的，内容不可能包括当时生活和文化现象的方方面面，因此它不可能将所有的字包括在内，今天我们任何方面的一本书都不可能将所有的字包括在内，除了字典，所以当时的字要在五千个以上。从这一点，就可以体会到商代绝对不会是一种很原始的文明，文明的起源要比这个早得多。如果再加上夏代，也不过就是往前上推四百年多一些，还未必是我们文明的起源，还要再往上推，估计说五千年文明史是有根据的。然而说到五帝传说，在近代很长时期被认为只是神话传说，没有真正的史实意义。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不能感情用事，一定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探索和研究。
五、“重写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
李学勤：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早在不少年前，我就为深入研究学术史呼吁奔走，已经有一些年了。特别是沿着王国维先生在 20 年代提出的以“二重证据法”为标志的道路，将考古学的成果与学术思想研究结合起来，一直为我所向往。然而那时我强调“重写学术史”，却是有特殊的缘由，其具体契机，乃是湖北荆门郭店楚简这项重大发现。郭店楚简发现于 1993 年冬，距今已有 20 多年了，经学者悉心整理读释，报告在 1995 年 5 月刊布。由于简中包含儒、道两家重要典籍，立即震动了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发现的认识与评价自然可有差异，但有一点是明显的，就是对先秦学术史的不少传统看法不得不有所改变，连带着以关于先秦学术的观点为基础的汉、唐、宋、明、清以至近代的学术思想，也需要重做考虑了。这个想法在我脑中的浮现，我确实感觉到震撼，意识到面对着意义十分重大的课题。因此，我主张“重写学术史”。
吕庙军：的确，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为中国学术史重写提供了重要前提和依据。自上个世纪 40 年代以来，各地不断有简帛佚籍出土，如 1942 年长沙子弹库帛书、1956 年信阳长台关竹简、1972 年临沂银雀山竹简、1973 年定县八角廊汉简及长沙马王堆帛书、1975 年云梦睡虎地秦简、1977 年阜阳双古堆汉简、1983 年江陵张家山汉简、1987 年荆门包山楚简、1993 年连云港尹湾汉简与荆门郭店楚简等等。这些简帛佚籍的时代大都属于战国至汉初，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珍秘，是以前孔壁书、汲冢书所无法比拟的。这些简帛佚籍的出现，对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先秦两汉学术史因这些简帛的发现而必须重写了。那么“重写学术史”的具体意义主要体现在哪里呢？
李学勤：考古发现的简帛书籍，对于学术史研究所起的作用，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推翻流行的成说并证实若干成说。新出土的简帛书籍，可以考古学方法确定其时代的下限，结果证明不少过去以为必伪的书实际不伪。如《六韬》、《尉缭子》、《鹖冠子》等，都是佳例。二是补充缺失的空白。如郭店简、上博简儒家著作的出现，则补充了儒家孔子与孟子之间沦于缺失的重要空白。三是展示学术的面貌。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本极繁盛昌明，惟因材料堙没佚失，加之疑古过勇，致使变为苍白空洞。现在大家不但看到许多前人未见的材料，而且由之证明大量传世书籍不伪，就有可能更好地复原当时学术的真相。
李学勤：其实，这个道理一想就明白。我们对于任何史料，包括近现代的史料，要求证明它的所有内容为真，这是做不到的，根本就做不到！包括近现代史的所有史料，都不能要求将所有各点证明为真。那么我们怎么说一个史料是可信的呢？我们得看里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能够证明里面有些点是特别好的，确实是真的，这就可以增加其他各点的可信性。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信性高低的问题。没有任何记录是十全十美的，任何一个史书也不能说什么都是真的。特别是古代，有这样的东西吗？没有的。古人编一个年谱，好多地方都能证明它不对，可是你不能否认这个整体，问题是它的可信性有多大，我们能证明一个古代文献中有一点为真，那么各点的可信性就会增加，如果我们证明三点为真，就比那一点为真的可信性又大大地增加。应当从量的方面看这个问题，而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讲这个问题。
六、清华简等出土文献的重大发现将改写古史
李学勤：正是这样。我初次看到这批珍贵竹简（清华简）时心中的强烈震撼还难以过去。由于清华简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清华简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发现的著名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以儒、道内容为主的古籍不同，而多属于经史类文献，自然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极大。清华简目前整理出的第一辑中包括不少《尚书》、《逸周书》等书类性质的文献，第二辑我们名之为《系年》，与《竹书纪年》史书的体裁和文句类似，第三辑包括《傅说之命》三篇（这是真正的古文尚书，从而证成《伪古文尚书》系伪书这一铁案）以及诗类文献，第四辑即《筮法》与《易经》占法有关。凡此种种对历史研究的意义，其重要性确实难以估计。如在 1972 年出土的银雀山汉简主要是兵书，这些随葬的书籍无疑和墓主生前的身份和爱好有一定的关系，据此推测墓主是位军事家。而清华简中的这些书籍大多与历史有关，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所以我曾戏言“这次是挖到了一个历史家”。（笑声）
李学勤：是的，清华简《系年》全书记载了从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历史大事，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史书，也是近现代秦以前史书绝无仅有的重要发现。我说“近现代绝无仅有”，并不是在我们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在历史上有过一次类似的发现，也就是西晋武帝咸宁五年在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墓中出土的一批竹简，其中有一部史书，也原无标题，当时整理者命为《纪年》，也叫《竹书纪年》（现早散佚，只有辑本）。《纪年》是魏国人作的一部通史，写作年代大约是战国晚期的魏襄王时，前人估计在公元前 298 年至前 297 年左右。《系年》比之更早，从内容看，作于楚肃王时（前 380–前 370），其抄成年代，据碳 14 测定也在前 305 加减 30 年左右。这是离《竹书纪年》发现 1700 年左右再次发现秦以前的完整史书。如果以当时一些著名人物的年代对比，孟子、庄子和屈原三位人物都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我们的清华简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书籍，是他们有可能读到的。
李学勤：《系年》有些地方可以补充传世文献，纠正古书记载，解决经学、古史上的一些难题。比如秦人如何起源的问题，《系年》的记载可以得到文献的、考古学的印证。又如共和执政和平王东迁的过程，也有详细重要的记载，多与传世文献不同。《系年》的春秋时期部分能够印证和补充《春秋》经传，特别是《左传》、《国语》的记载。如果今天还有人怀疑《左传》是后人伪作的话，《系年》简有些话语都与《左传》相同或相似。《系年》的战国早期部分，由于传世文献缺乏，《纪年》也很少留存，尤其珍贵重要，所记的好多大事，是古书里没有或语焉不详的。这之间包括很大很重要的事件，例如列国间的战争，具体我不再引述。不管怎样，我们说《系年》的发现和今后的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写古史，并不是过分的。
《筮法》的占筮整篇只用了八经卦，每个八经卦都是三画卦。值得注意的是，整部书里面没有别卦即六十四卦的具体名称，只有八经卦。我认为，这和传世的《归藏》有着相合之处。《筮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卦位图，就是八卦的方位，这和《说卦》第五章所谓后天八卦基本一致，但坎离相反。
李学勤：《别卦》缺了一支，应该是八支简，现在只有七支。即使缺了一支，从规律上也可以把它推出来，但不知道它的卦名。它实际上是一个六十四别卦的表，凡是八经卦的地方就省掉了，但它的位置是存在的。这个简没有序号，我们只能根据内容排列。但不管怎样，这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它和马王堆帛书的《周易》可能有密切的关系。特别要指出的是，《别卦》的卦名和《归藏》有关系。《别卦》里的豫卦就是“介”字，和《归藏》完全一致。其他和归藏有关的地方还有很多，证明它和《归藏》确实有关系。因此，不管是《筮法》还是《别卦》，它和《归藏》、《说卦》都有一定的关系。
李学勤：《算表》作为一种实用工具，说明它不是一般的竹简的书籍，有其特殊的性质和意义。《算表》的内容实际上是数字构成的表格。它的计数是十进制，通过竹简交叉构成 21 行、20 列，分为乘数和被乘数个位、十位区。《算表》形成于公元前 305 年左右，比此前发现的形成于公元前 200 多年的里耶秦简九九表还要早，是迄今为止所见的最早的实用算具。利用这套《算表》，不仅能够快速计算 100 以内的两个任意整数乘法，还能计算包含分数 1/2 的乘法。清华简《算表》的发现，是中国数学史乃至世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发现，这项科技成就表明了我国数学在世界文明中的高度和地位。
《李学勤文集》各卷前言汇总
本文内容选录自 李学勤著《李学勤文集》（全30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第1版。2023-12-06
《古史研究》卷前言
首先当然非常感谢出版这部书的江西教育出版社，他们毅然接受了出版这样内容庞杂又比较冷僻的论文集，这是很不容易完成的一项工作。
其次要感谢参加本套文集编选工作的几位同人。由于这些文稿的写作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有很多内容我本人都已经不记得了，加之这些文章发表的地方各式各样，很多材料寻找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所以要特别感谢这几位同人为搜集各篇论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我个人的兴趣爱好广泛，又因为工作关系从事过多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我把这部论文集分成了七卷。在每一卷的前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写出我目前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也可能有一点儿参考价值，并借此机会回答朋友们对我的一些问讯。
我记得1971年的春天，我们中国历史研究所搞运动，下“五七”干校，当时在河南明港的“运动”已经松弛下来，有些考虑学术问题的时间了。一天晚上，我和应永深先生一起在星空下散步，他忽然问我一个问题，说：“你搞了这么多年先秦的研究，将来的目的是不是要写一部先秦史的书？”我当时就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没有考虑过，所以也就没有回答。可是后来，我屡次回忆起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所做的一切工作，包括甲骨文、金文等等都和古代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研究一个学术的分支学科，比如就古代史范围来说，那就和几个学科有关系，除了狭义的历史学，还有中国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等，都和大的基本目标有关系。那我我们应该从中怎么选择、抓问题呢？这又使我想起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侯外庐先生，他曾经特别跟我讲过“你不要老想做那些很具体的事儿”，尤其是他强调“要做有理论的历史学家”，这句话当时使我十分震动。70年代，我回想到侯先生这句话，就是我们做一些工作，都要联系到一个大的、有理论性的目标。
对于古代史而言，也是一样的。做古代史研究，当然要依靠和联系那些分支学科，而做分支学科的学者也不可能去做全面的古代史研究。可是，整个的历史研究、古代史研究，是在很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的，这就要求几个学科有密切的联系。而这个要求，就意味着分支学科的研究要关注历史方面的、理论性的问题。在这样的认识之下，慢慢我就想到了要写那篇《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的文章。1981年，我参加了徐中舒先生在西北大学组织的第二次先秦史讨论会，当时我在会上的发言就是那篇文章。那篇文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我讨论的问题都是从那里推衍出来的。
我不是说我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问题都要是理论性的，但是要与理论性的大背景相结合。当然，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比方说，我们考释甲骨文，认出一个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可是我们整个的工作、研究的背景应该侧重于与理论有关系的问题。我多年以来特别想把侯外庐先生那段重要的话告诉大家，这次有机会了，我觉得很高兴。
李学勤
2018年3月26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甲骨学研究》卷前言
这里我想谈一个常被问到的问题。很多朋友对我当年研究甲骨文充满了好奇，猜想我有家学渊源，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师传，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虽然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可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教过我任何有关甲骨文的知识，他也不是做这方面工作的。那么，我是怎么接触到甲骨文的呢？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上高小的时候，住在北京朝阳门南小街附近。我有一个同学姓常，他跟我关系很好。他的父亲是北京贝满女中的老师。有一次，这个同学告诉我，他父亲对他说，中国的学问是非常多的，可是最难的是甲骨文。我听了这话就很用心，开始留意甲骨文方面的知识。因为我有个特点，越难的东西越想学，越不懂的东西越想懂，而且特别喜欢那些带有神秘性的东西。刚开始时我光记得“甲骨文”那三个字，可是不知道什么是甲骨文，甚至于在马路上看见有碎的石碑，我以为就能找着甲骨文了。这是我念高小时的事情。
到了我上高中的时候，可以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书了。一翻北京图书馆那个卡片柜，才知道有那么多甲骨文的材料，于是开始接触和学习甲骨文这门艰难的学科，这一做就做了半个多世纪。
所以，这是一个小男孩自己闯进甲骨文殿堂的故事。
下面我想说一下什么是甲骨文。
现在我们对甲骨文的定义在很多方面要作一定的修改。通行的说法，甲骨文是商代盘庚迁殷以后殷商王室用来占卜的记录，出土地点在安阳殷墟。用以占卜的材料——龟甲和牛的肩胛骨，是用当地的乌龟和牛骨加工而成。一直到现在，这些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可是仔细推敲起来，其中每一个论述又都存在一些问题。
甲骨所用的动物骨头不只是牛，还有其他动物，比方说鹿，甚至于有人说还有大象。而所用的龟甲兽骨也不都是当地的，有些龟的产地居然是在南方，甚至是在今天中国的境外地区。
甲骨文内容也不都是王的，殷墟就有非王卜辞，这个观点是大家都接受的。
另外，甲骨不仅商代有，西周也有。西周的甲骨最早出于山西洪洞，一直到最近山东的高青，特别是周原和周公庙，发现有较多西周甲骨。因此，甲骨不只是殷商那段时间的。
当然上面这些甲骨都是较个别的，除了西周甲骨数量比较多之外，其他数量都极有限。可是能够有这些线索，就意味着将来不是不可能突破。
李学勤
2018年3月1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青铜器研究》卷前言
在《甲骨学研究》卷的前言里我说了我学甲骨文的经过，下面我想说一下我学青铜器有什么样的故事。
大家看我的经历可以知道，我接触青铜器也同样不是很容易的。每次到北京图书馆去看《三代吉金文存》或者《小校经阁金文拓本》，都是很需要一定的精力和时间的。实际上，在1956年我已经把《殷代地理简论》的稿子做好了，本来可以很快出版，可是由于1958年的“大跃进”，这样到了1959年才出版。
那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思想上的错误。这错误可以用孔子的话说是“画”，就是自己限制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自满的情绪。为什么呢？比方说，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和一个同事谈话。那同事说，你甲骨文还要学习什么，甲骨文还要研究什么。我说，甲骨文也就这么多东西，也没有多少。这就是一种自满的话——其实，对于甲骨文，就到今天，我也没懂多少——这是很要不得的。所以，当时我也觉着好像我懂了青铜器的铭文，实际上不是这样子，青铜器很多东西我都不懂。好在我这个人还是有一个自己检讨的习惯，很快我就察觉出自己有错误。因为当时发现几件重要的青铜器，比如禹鼎，我就没有能力去真正做什么研究。这就说明我自己能力是很差的。我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下去，所以我就找机会去看有关青铜器的书。我的计划是，就如同我学甲骨文一样，一种一种地看，各依次序，从宋朝看起，一本本看下去。可是那时候要搞运动，还要完成所里交给的工作任务，没有时间，所以我在青铜器方面做的也不多，好在后来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就是参加修订《中国史稿》。我是1970年10月下“五七”干校的，到1971年冬天，郭老（郭沫若先生）把尹达先生等几个人，包括我，调回北京，参加修订历史所编的《中国史稿》。那时候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有空的时候我就看所里的书，就好像那个图书馆是我一个人用一样，和青铜器有关的材料随手可得。当时我就立了一个办法，就是按照考古的时间次序来排列，从宋朝看起，一直到民国。研究也是尽可能按照青铜器的时代和发表的次序。我觉得读青铜器的书，应该更能看出青铜器的研究是和考古学分不开的。关于这一点，我愿意贡献给年轻读者。
我们学青铜器，和其他许多考古遗物一样，要多做分域、分期的工作。在青铜器方面来说，分域是最主要的。我最近这几年有个想法，想什么时候能够编一个中原地区的分域表。我说的中原地区是狭义的，主要指以西周王朝为中心，和后来中原的几个国家，特别是西周的，主要是宗周、成周和附近的几个诸侯，甚至于连晋国也要区别开来，因为晋国受戎狄的影响太深，《左传》桓公二年说：“晋，甸侯也。”当然它可以算中原地区的一部分，但像郑国才是比较合适。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工作。
而从现在来说，把一些青铜器进一步根据相关材料排排队，是很值得的。当前西周里面比较好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很快就要出版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历谱集中了很多学者的力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有些不同意见。我参加这个历谱的工作，也觉得里面确实还有些问题，问题主要在于西周中期。从西周晚期往上推，推着推着历谱就断了；而从上往下推，有些地方又是连不上。所以，做好西周中期的整理是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好在最近这方面材料比较多，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工作推进一步？不知道我这个愿望能不能实现。
近些年，青铜器研究的发展真是非常迅速，让人有赶不上的感觉，至少现在的发现和研究都是这样快地发展。我想特别提到的是，过去大家认为不重要的铜镜，正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羽毛丰满的青铜器分支学科。你可以说它是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可是它有它的特点。所以关于铜镜，我在编这个集子的时候，建议把一些小稿子分别排列。不过，铜镜的研究，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尽量发挥考古学方法和研究的作用。因为铜镜器物特殊，数量很多，到处都有，而且有很多很特别的东西。当然有许多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可是大家却了解得相当少，比方汉镜、唐镜，每一座墓葬出土能有两三面就已经很不错，一般就一面，有的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墓葬没有镜子，因为不是必要的。所以，我们每拿到一面汉镜，就有可能意味着又发掘了一座汉墓。可是怎么会有那么多汉墓？这个问题就摆在大家面前了。
我过去讨论带钩的时候曾经说过，一件带钩虽小，却可能体现出当时最高、最复杂的工艺技术。铜镜情况也是这样。有的铜镜非常大，如临淄出土的大长方形铜镜，有一人那么高，可是工艺比较简单。有的铜镜很小，却集中了当时最高的工艺技术，例如90年代初期我在欧洲看见过一面很小的平缘镜。这个铜镜的直径不到10厘米，却十分精致，镜背有朱、墨两色漆绘的花纹，有楚人的风格。镜子外面套着一个柔软的皮制镜囊，现在还存在。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镜囊上也画有一个图案，和镜背的图案竟然完全一样。可以想象，这面铜镜过去是佩带在人身上的，佩带的人很可能是一位南国的佳丽。
李学勤
2018年3月13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战国文字研究》卷前言
关注我的工作的读者可能会发现，大家都说我的工作是从甲骨文开始的。确实，我最早的时候是做甲骨文的。可是，可能有人会发现，我在历史研究所内部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或者后来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都不是关于甲骨文，而是关于战国文字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要回忆到我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的时代。
当时要查一些青铜器、金文或者其他方面的材料，一定要看这样几部书。一个就是《三代吉金文存》，如果借不到，碰巧被别人借走了，那就要借邹安的《周金文存》，或者刘体智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后面这两部书里战国时代的资料很多，而且大部分附有当时做的释文。我就借来看看，本来没有什么要求，只是随便翻翻，可是越翻越觉得他们做的释文特别不对，错误太多，这是当时的情况。当然读他们的释文也有不少收获，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我就想，如果我来做，也许可以给他们做一点补充。当时做这项工作的人有邹安、褚德彝等等。从那时起，我对战国文字就有点注意了。这就是我走进战国文字的一个原因。
当时随便翻翻的收获是很大的。最主要的，就是我觉得战国时代列国的不同文字，正如许慎所说，是“文字异形”。这一点虽然有人指出过，可是没有成为一个系统。我经过几年的工夫，慢慢体会到，中原地区三晋、两周（指东西周）的文字，基本属于一个类型（后来又包括了中山国，这是因为中山国曾经被魏国占领）。这样，中原地区就以三晋文字为代表，成为一类。另外，秦国文字，如王国维先生特别强调的，有西土文字的特点，当然是一类。然后，燕、齐、楚国的文字，又各自成为一类。若找着一个文字在几个列国的不同写法，把它们排列起来，几个系列的特征就很明显地展现出来了。有关五个系列的问题我在《战国题铭概述》等几篇文章里都谈到了。
特别要说明的是，最近这几年我有一个想法。因为这几个国家里没有战国时代很重要的吴国和越国，有没有可能吴越文字可以单成一个系列？那样的话，战国文字就不是五个系，而是六系了。这个想法我在《〈珍秦斋藏金·吴越三晋篇〉前言》等个别文章里曾经提到过，可是后来我又收回了。因为奇怪的是，特别是越国，虽然一度很强大，甚至到后来北上中原，而它的文字材料却很少。不是没有，比方说有越国的编钟，铭文很长；可是有文字的一般器物，特别是玺印、钱币这一类，越国却是一件也没有发现。难道越国人不花钱吗？越国人不用玺印，不进行商业活动吗？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怎么回事，至今还是个谜。常常有人找我，说他发现了越国的货币或者越国的什么，都不可信，所以第六系还是先收起来。这一点是我要向读者说明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我早期写的一篇关于战国文字的文章，引了一些玺印，还有个别其他东西，实际上是假的，在当时却风行一时。其中最有名的是将渠玺，清末民初很多有名的学者都承认这方大玺印。据我所知，当时只有王献唐先生指出它是伪玺，这在我的文章里曾说明过。此外，还有一钮端方的大玺，就更不用说了。20世纪80年代我到日本，在京都的滕井有邻馆见到了这两钮大玺。仔细观察后，知道都是假的，特别是端方的那个玺印背面还镌刻了许多蝌蚪形状。这也在我的文章里提到过。
谈到玺印，还有一种文字需要在这里说一下。在中国古代，至少还有很重要的一类文字，至今未能得到很好地解读。其时代也主要在战国到西汉这段时间，那就是所谓的巴蜀文字。巴蜀文字一直是很大的一个谜，却很重要。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看见一本苏联的科学杂志，上面有一个专栏，谈到世界上没有解读的古文字还有五六种，谁能够解读一种古文字，那就是科学上的大发现。这个由于那个时候（1952年）英国的文特里斯（Michael Ventris）刚刚解读了希腊的线形文字B，所以大家都很热心做这事。
李学勤
2018年3月17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简帛学研究》卷前言
我想在这里借机会提个要求，凡是看我这套书的读者，能不能帮我宣传一下。首先，就是中国古代的竹简以及木简，不是像有的电视剧里面所演的那个样子，又厚又重，好像是短短的竹木板用绳子捆起来一样。我们的祖先不是那么愚笨的。实际上，就拿真的竹简来说，最长可以长到50厘米，宽也只有半厘米左右，用丝线编联起来，非常玲珑秀气。当然这点我不要求做电视剧的人一定要这样做，但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
其次，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竹木简上的字是用刀刻出来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竹木简是不能刻的，一刻就会坏。而且谁会用刀在简上来刻写文字？这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所有竹简、木简以及帛书上的文字都是用笔写出来的。古人有笔，有墨。战国时代的笔和墨，在考古工作中都已经有实物发现。我们所看到的笔、墨实物非常玲珑小巧，有的笔上还有笔套，可以用手来推动，能把笔很容易地取出来。墨和砚台那时也都是存在的，并不比汉代的差多少。
这里附带说一下，还有些人认为，古代有一种漆书。“漆书”一词，确实见于古书。可是中国的漆是不能真正用来书写文字的，那写出字来又大又笨。因为漆是很粘稠的，不可能用来作为一般的书写原料。所谓漆，实际上是黑色的意思，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讨论过，我在这儿就不详细说了。
还有一件事，关于清华简。清华简的整理与保护工作，到现在已经进行整整十年了。我们十年的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有不少教训。有一点，我特别想在这里强调一下，那就是在清华简整理中，拍照很重要。清华简入藏以后，经过清理，到2008年10月，我们请各方面专家开了一个鉴定会。这会上，有学者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那就是要尽快、尽可能地拍好彩色的照片，不但要有正面的，而且要有反面的，一定要原色、原大。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大家知道，像竹简这样的文物，是很难保存的。不管我们用多大力量来保护，它们总会多少有些变化。正是这样，我们要力图把它原始形态保存下来，把一些我们看到的现象保存下来，这必须有好的摄影，是很不容易做的事。这个问题在我这部书里有几处都强调过了，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这个想法：还需要很好拍照的、还需要很好做记录的简帛文物，希望发现者都能够尽快地做出来。
现在我觉得有两件事我们要做好准备。
第一件事比较简单，那就是要准备好再发现早期的帛书。简帛的帛是很难保存的。迄今为止，古代的帛书只发现过两次。一次是1942年长沙子弹库的楚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竹制的篮子里；第二次是著名的马王堆汉墓帛书，帛是放在一个盒子里。这两者的保存都有些遗憾，特别是子弹库的帛书损坏更为厉害。所以，对于以后我们还可能发现的帛书应该怎么处理，怎么样去抢救，都应该有一个规范的过程。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避免一些像过去发现时造成的损失。
再有一件事，是我们要准备好在中原地区，甚至很北的地方，有可能发现竹简。因为当时竹简是普遍使用的，在北方同样有竹简，只是保存不好就是了。我们看著名的西晋的汲冢竹书，就是干的。因为当时发现的人据说曾经到墓里去拿着竹简点火照明，这就可见简是干的。还有，近年在山东临沂发现的银雀山竹简，并不是干的。所以，即使在北方，发现干的或者不干的竹简都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要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在中原墓葬发掘的时候，这个工作很重要，以免损失重要的材料。
李学勤
2018年3月22日于北京协和医院
《学术史研究》卷前言
有学术就必须有学术史，这个道理我在书里已经多次讲过。我们读一部重要的书，应该考虑到它在学术史上的位置。
在学术史上重要的书，是不可不读的，可是每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读不了多少书。我小时候总是幻想尽读天下重要的书籍，这当然完全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一种书也读不好。要深入地读好一种书，要做很长时间、很深入的工作。比如，我这几十年以来一直想读好朱子的书。朱子是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学者，当然我们怎么评价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是，他的重要性是明摆着的。我有好几次想好好读一下朱子的书。早在1946年前后，在北平（北京）出版了一部李相显写的《朱子哲学》，我当时有这套书，一直想看，可是却没有时间好好去读。我到历史研究所，本来研究思想通史，正好有机会看看朱子的书，可是朱子的书太多，要求时间太紧，也不可能看得很仔细。后来编《宋明哲学史》，我就没能参加工作。到近年，我又看到钱穆先生的《朱子新学案》。这几部书我都保存了很久，可是都没有时间去读。一个人的著作都读不好，何况中外古今？要想尽读天下书籍，当然是不切实际、不可能实现的幻想。
曾有人问我，假如我还有时间和精力做一点工作的话，想做的事儿是什么？这当然不是指的我现在正在做的清华简。清华简研究的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在清华简之外也实际上做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作为一种设想，我说，如果我有时间和能力，那么我要再写一本《殷代地理简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殷代地理简论》的基本思想是在修正了的分期基础上，用历史地理的方法来贯串甲骨文，这个想法现在看起来还是可取的。如果有机会，我会再做这个工作。因为，甲骨分期现在还有可以修改之处，特别是最近发现了所谓无名组晚期和黄组还有重叠的地方，这样影响是很大的。可见，我们在分期上还有好多问题需要讨论，这当然可能不是我能做的事了。
王安石
邓小南：王安石与他的时代，山水澄明，2021-12-19〔一萬六千字長文〕
一、对于宋代历史的基本认识
说到“地利”，我们会想到黄河流域的土地开垦与农业生产。不少学者指出，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期，大约六百年的时间里，黄河是一个基本安流的局面，没有严重的决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游地区活跃着若干游牧民族，这一地区的农田大量撂荒。在农业生产倒退的同时，水土得以保持，黄河的淤塞也就不成为严重的问题。而到唐代前期，随着局势的稳定，土地大规模垦殖，数十年、上百年后，多方面的影响就看出来了。到了晚唐五代，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到了宋代，问题显得愈发严重，对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非常大的威胁。
就外部环境而言，当时北方强劲的契丹政权已经存在，其后在西北又崛起了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北宋政权始终都处于沉重的压力之下。正是在这种情势下，传统上对于“中国”的认识，逐渐开始发生变化。
总起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二、北宋内政的基本导向
北宋内政导向的基本出发点，是以“防弊”为核心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跟宋代建立的背景有关。赵匡胤黄袍加身，他和五代君主类似，都是军事将领出身，当时的人很少会相信他能稳定这个王朝。但是他这一批人成功总结了前代的教训，巩固了这个王朝。这在宋人心目中是了不起的成功。
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其形成制约，是官僚政治遇到的难题之一。宋朝君臣共同维系的“祖宗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纽结。“祖宗之法”的提出，形式上是尊崇祖制的结果，实质上反映着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参与塑就“祖宗之法”的士大夫们在政坛上稳固了位置，寻得了利便的精神武器；与此同时，本是君臣共同创作提炼的“祖宗之法”，却又转而束缚了相当一批精英人物的头脑。
三、“寒俊”的崛起与士人的“天下观”
能有机会参加科举考试的，当然还不是当时社会的最底层。但像范仲淹、欧阳修这样一些人，出身相对清贫，并无奥援，后来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到国家的核心领导层。北宋中期，范仲淹、欧阳修都做过副宰相。没有特别背景的贫寒子弟通过科举考试脱颖而出，进入国家官员的行列，这一机会，使得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自身所处的“天下”，怀有一份亲切感，有一份责任感。当时一些优秀的士人，以天下为己任，与这样的境遇有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高尚情操。像大家熟知的“横渠（张载）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像南宋人面对高宗所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都反映出当时人对于“天下”的理解与责任意识。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前代的情形。例如唐代，也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重要历史人物。像房玄龄、杜如晦、魏徵，这些都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左膀右臂；姚崇、宋璟则是玄宗的辅佐，是当时最有名的政治家。但是他们都不以文学作品、学术成就而著称。像李白、杜甫，他们是一流的文学家，有辉煌的诗作，但他们在当时的政治历史舞台上，很难说有太多的影响。比较之下，我们看到，宋代士大夫整个的知识结构，他们的才能素质，与前代有明显的不同。
一、北宋中期的社会矛盾与“庆历新政”
二、当政之前的王安石
三、变风俗，立法度：熙宁新法的推开
公元 1067 年，北宋的第六位皇帝神宗赵顼登极。神宗在位 18 年，先后有两个年号，一是熙宁，二是元丰。如果说“王安石变法”，不仅是指变法运动，也是强调王安石个人在变法过程中的主导与推动作用；说“熙丰新法”，重点在于宋神宗与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共同的革新导向，而且表明熙宁、元丰年间施行新法的一致性。我们现在要讲的“熙宁新法”，则是指熙宁年间（1068–1077）变法启动阶段的内容。
熙宁新法是从理财开始的，重点在于经济上、财政上的变革措施。这些措施，是从便利农业生产、减轻农业负担开始的。王安石认为，“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希望通过扩大生产解决国家财用问题。但这一“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方针，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司马光认为，这类似于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说法，他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也就是说，天下产生的财富是一常量，所谓“开源”，只能从百姓手中侵夺，无异于兴利聚敛。围绕着理财思想及具体政策，两派人产生了剧烈的认识冲突。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我们知道，中国古代老百姓，都要向封建国家承担赋役。赋，是向国家纳税，缴纳实物或是钱币。役，是指各种类型的劳役、役使，通常是国家强制差派的无偿社会劳动。役，包括兵役、差役、力役，都是向民众征发，百姓要离开田间耕作，去为政府服役。宋代实行募兵制，基本没有兵役，所以宋代的役，比起历朝历代来，总体上相对轻减。但是宋代仍然有沉重的职役（差役）和夫役（力役）。夫役是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像修浚河道、营建土木等等，一般按照人丁户口派差。职役则由主户轮流充当。什么是主户呢，乡村中凡属有“常产”（土地物业）的纳税户，都是主户，通常根据常产的多少划分为五等。相对而言，没有固定产业，没有田地的，就是客户，其中大多是佃农。
职役有不同的类型，对应于不同户等的主户。像一等户，可能充衙前役，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也可能做里正，为官府督催赋税。二等户轮差去做户长，协助征收赋税，维持社会治安，缉拿盗贼；以下的三、四、五等户，充任乡书手、弓手、壮丁，斗子、秤子、库子，等等。
所谓“职役”，既是“职”也是“役”，具有两面性。它与赋税、保甲、乡里、胥吏等制度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关系紧密，是专制国家对基层社会进行控制治理的重要制度。相对来说，上等户派充承担的职役，性质比较重要，类似于为官府当差的吏人，享有一定的权势，甚至是一种特权。比如说里正、户长，就像现在一乡一村之长，当时通常由大地主家庭的成员担任。催征时的缓急偏倚、上下其手，都在这些人的掌握之中，因而是一种特权。但与此同时，这类职役需要逼前跑后为国家催税，如果不能按期收缴齐足，里正户长会有附带责任，因而对他们又是个负担。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的衙前役，也可能因官物受损而被罚赔偿。
而宋代的官户，也就是家中有人做官的官绅之家，则可以免除职役和临时的派役科差。不仅这些人户有免役特权，而且像进士及第的人家、僧、道、女户、单丁户全都免役，这样，差役负担主要落在地主阶级中下层和比较富裕的自耕农民身上，重叠差派。苏辙就说过，“民被差役，如遭寇虏”。人们千方百计转移负担，逃避繁重的差役，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熙宁新法中的募役法，或者说免役法，内容是废除原来按照户等轮流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雇人应役。原则是“计产赋钱，募民代役”，也就是州县政府预先计算每年雇役所需的经费，由民户按照户等高下（“计产”）分摊（“赋钱”），这笔钱专门用来募役，称作“募役钱”或者“免役钱”。当时政府的政令中宣布说：“使民出钱免役，立直募人。”立直募人，就是订立价值，雇募充役者；而老百姓交纳免役钱后，即免除了充当差役的负担。
免役法规定，原来不必承担差役的官户、女户、僧道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以及城市居民坊郭户等，都要按照免役钱定额的半数交纳“助役钱”；另外，在定额之外，官府还要多征收 20%，称作“免役宽剩钱”，以备灾荒年份之需。
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民得以留在乡村田里务农，原来的官宦及兼并之家丧失了特权，享有免役优待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承受差役的负担面相对扩散，官府也因此而增加了收入。
我们看到，募役法征收的钱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原来要应差役者交的免役钱，一部分是官绅、单丁、女户交的助役钱，还有一类是免役宽剩钱。募役法的原则是“计产赋钱”，征缴免役钱时所考虑的，主要是资产，而不在于家中是否有成年男性。这符合中唐以来征派赋役的原则逐渐向田亩、财产倾斜的趋势。募役法带来的，是负担面的相对扩大，更多的人分摊了原来的差役负担，资产富裕者分摊的份额更大。
四、三不足：变法的精神支柱
对于“天变”事，王安石没有正面讨论，只是委婉地表示皇帝的谨慎勤政，就是对于天意的尊重。至于纷纭的人言，只要自己的作为合乎义理，就不必过于顾忌。然后他以仁宗时期为例，着重解释了对于“祖宗之法”的认识。他说在仁宗当皇帝四十年中，前期发布的诏令，后期会整理修订，会删削那些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局面的内容。如果祖宗定下法规，子孙不能改动，那祖宗自己为什么还会反复修改呢？所以他说，祖宗之法不足守，确实是这样。
王安石离开了朝廷后，新法仍然继续施行。直至元丰八年（1085 年）宋神宗去世，新法才被废除。应该说新法部分达到了富国强兵的预期，像农田水利法，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兴修水利工程万余处；方田均税法，使登记在国家版籍上的土地达到 4.6 亿亩，比宋英宗（神宗父亲）治平年间增加 2000 多万亩；像争议集中的募役法、青苗法，尽管曾经被废除，事实上直至南宋仍在时断时续地实行。新法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当时“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在学校、科举、人材培养选拔等方面，变法的影响都长期延续着。从这一角度来看，不能说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但是王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目标，他效法先王之政的理想，他希望国富民强的追求，从根本上讲没有能够实现。
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之后，朝廷政局有很大反复。北宋末年，徽宗时期，名义上标举着新法的旗帜，实际上新法已经变为统治者横征暴敛的手段与工具。
輕鬆一刻
許容與：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书，三十六陂，2021-12-29
《梁佩兰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由中华书局出版，隶属于“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这是中华书局的排面之一，根据书内的信息，这套书还得到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社是名社，丛书是经典丛书，甚至还得到了这么高级别的经费资助，从这些信息来看，这套书的规格不可谓不高。
……简单点说，这书整理得一塌糊涂，全书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问题。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错字、漏字、断句错误这类硬伤；二是注释质量严重注水，一些本来就明白如话的句子，还要注出来一堆废话；三是生搬硬套，胡乱发明，整理者水平有限，遇到读不懂的典故、诗句，经常自行发明一个别开生面的解释，糊弄了事。
……这个系列里，近十年内出版的、由今人注释的，基本都质量堪忧，或者注水严重，或者错漏多多。有的整理者十年整理出版了五六种古籍，其中不乏十几册的巨帙，甚至还有人做到了两年整理三种，这样的进度，整理者所投入的精力必然有限，那么书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了。
……为什么以前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能挣下偌大的口碑？因为这是前辈学者苦心孤诣、扎扎实实做出来的。而近十年，这个系列都出了些什么玩意？整理者糊弄了事，出版社来者不拒，致使这一丛书的质量江河日下，这锅该谁来背？作为中华书局的招牌丛书之一，很多读者都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系列奉为经典，在经典里掺入这些流毒无穷的东西，诸位对得起前辈吗？对得起消费者吗？
漢文帝霸陵
- 西安市院：汉文帝霸陵确认！江村大墓考古重大发现！，文博中国，2021-12-14
朋友圈：
这次发掘确认了地表无封土，可以对应“霸陵山川因其故”的记载。但从目前发现的局部随葬品数量来看，其实难副。西晋人就意识到这一点了，《史记正义》引《汉晋春秋》云：
愍帝建兴三年，秦人发霸、杜二陵，获珍宝、彩帛以千万计。帝问桑綝曰：“汉陵中物何其多耶？”对曰：“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既久，比崩，茂陵不复容物，赤眉贼不能减半，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也。”
文帝薄葬得有些勉强，只能说比较相对吧。记得之前有老师在课上评价文帝很腹黑，我感受到了。
风流天下闻：汉文帝墓葬被发现感想，梁惠王的云梦之泽，2021-12-14
汉文帝生前很怕将来自己的墓被盗，特意吩咐随葬都以瓦器，不用金银，也不许起坟包。谁知道这样低调，依旧保不住自己的冥宅。他也不是第一例，曹操生性节俭，也下令自己将来的丧事俭朴，还不是头盖骨都被人扔得满地都是？连严重的牙龈炎、牙周炎这种疾病隐私，都被现在的医生们扒得一丝不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说：“委躯命以待难，痛没世而永言。抚四子以深念，循肤体而颓叹。”“执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气冲襟以呜咽，唾垂睫而泛沈澜。”任凭你再大的权势，一旦寿数尽了，你连自己养的一条小狗都保护不了。大概像他们这样至高无上的人，躺在床上说着临终遗言的时候。床边的继承人心里都在暗笑：“别扯犊子了，唠叨这些，有什么用？马上这个世界就是我说了算，你说了不算。”
像汉文帝和曹操这样的帝王，说是薄葬，其实还是虚伪。他们的墓里到底有没有金银器皿，且不说（只能怪盗墓贼们，不肯让我们验证一下历史的记载），就光给他们建墓要搬运的土石方，恐怕就足够开掘一条小运河了。级别在那，谁也不会自我降格。汉文帝会说：“别给我陪葬金银哦。”但绝不会说：“我的墓，随便挖个坑就行了，别一定整出个六室三厅八室四厅。”专家这回之所以确定是汉文帝的墓，就是因为它开采的土石方够大，至少是六室三厅。就像现在，房子最值钱，家用电器什么的，都是零头。文帝节俭不节俭？看他的房子面积。不可能真的节俭。
因此常常为汉代的百姓感到困惑。皇帝要生老病死，像瓜熟蒂落一样，百姓也不得闲，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民工队伍，今天忙完了这个皇帝的阴宅工程，马上就得准备下一个。西汉加上吕后，有十二个皇帝，平均不到二十年死一个，其实主要是武帝活得长，刨去武帝，十三年左右死一个。民工们忙得不可开交。汉代的规矩，皇帝即位，就开始建筑坟墓，皇帝不死，工程不停止，基本没有规定年限完工之说。每年百姓税收的三分之一，按规矩都要填入坟墓，供皇帝死后享用。这也是规格待遇，汉文帝大概也不会例外。因此哪个皇帝活得长，他的坟墓也最气派。武帝的茂陵最大，就是事实。按这样的制度，坟墓工程是永远的，无穷无尽的。别说皇帝，每年还要死多少诸侯王、列侯？这都是工程啊，都不是小工程啊。听上去仿佛不错，这些工程能给社会提供了多少就业机会？
可惜是没有工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