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健正觀點：紐約中央公園看南科四期─台灣需要怎樣的生態遠見？

南科四期(沙崙生態科學園區)開發案，近月持續引發社會關注。國發會已通過531公頃的園區籌設案，官方強調產業升級與「生態先行」並重，期望帶動半導體、AI等產業發展，促進地方創新經濟。

​然而，南科四期選址於沙崙農場核心區，此處是台灣珍稀草鴞的主要棲地，具有高度生物多樣性價值。多個野鳥學會與保育團體因此質疑，政府此舉是「以生態為名，行開發之實」。

​事實上，目前沙崙農場正種植著一望無際的西瓜與鳳梨，長期抽取大量地下水灌溉，噴灑農藥防治病蟲害，施加化學肥料促進生長，更投放老鼠藥以減少農損，同時共有15座畜牧場散佈在毗鄰地區。

​這些傳統農業習慣的做法已對當地生態造成嚴重衝擊，不僅污染了土壤與水源，也危害了以田鼠為主食的草鴞等野生動物。若僅是延續現有農業模式或進行一般性開發，都無法真正改善已然惡化的生態環境，反而可能讓珍貴的棲地與生態系統面臨更長遠的危機。

紐約中央公園的遠見與魄力

​紐約中央公園的誕生，源於一群遠見者的堅持。1844年，詩人兼報紙編輯布萊恩（William Cullen Bryant）首度倡議，紐約應建立媲美歐洲首都的大型公共綠地。景觀設計師道寧（Andrew Jackson Downing）於1851年加入支持，這股理念逐漸獲得上層社會與政界重視。

​19世紀中葉的紐約，人口急遽膨脹，生活擁擠且衛生環境惡劣。當時市內的公共空間多為數公頃的小型廣場，遠不足以應付城市需求。市長金斯蘭（Ambrose Kingsland）起初僅提議設置約20公頃的公園，作為現有廣場的延伸，既滿足休憩需求，又能減輕曼哈頓高昂地價對公共財政的壓力。

​1851年，市長正式向市議會提案建立「適當規模」的公園，最初擬定位置偏東、面積僅約65公頃的瓊斯林苑（Jones's Wood）。然而，布萊恩等社會領袖認為這遠遠不足，他們力主建設一座能容納全市各階層居民的大型民主公園，並持續倡議擴大綠地規模。

​關鍵轉折出現在1853年。紐約州立法機構通過《中央公園法》，將曼哈頓中段近315公頃土地規劃為公園用地。1857年舉辦設計競圖，由奧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與沃克斯（Calvert Vaux）提出的「綠草坪計畫」（Greensward Plan）勝出。這個設計強調「城市中的自然」，以自然式地景取代傳統幾何軸線，融合草地、湖泊與林蔭小徑，創造出在城市中也能感受大自然開闊與和諧的空間。

​最終，紐約中央公園確立了341公頃（843英畝）的宏大規模，成為現代都市公園的典範。從最初提議的20公頃到最終實現的341公頃，規模擴大超過17倍，這不僅是數字上的增長，更是城市空間視野的質變。 （相關報導： 觀點投書：南科沙崙生態科學園區─兼顧草鴞保育與國家發展的理性選擇 ｜ 更多文章 ）

​紐約中央公園的核心價值體現在公共性、療癒性與永續性。它成為人人可享的民主空間，打破階級藩籬；它提供都市居民親近自然、恢復身心的場域，發揮環境療癒的功能；它更以大尺度綠地調節都市微氣候，為後世子孫保留了珍貴的生態資產。這座公園不僅是都市景觀的革新，更是社會民主化與生態前瞻的結晶。一個多世紀後，它依然是紐約的綠色心臟與文化象徵。

南科四期生態植物園應有的格局

​紐約中央公園的經驗為南科四期提供了重要啟示：真正的遠見不在於開發速度，而在於為未來留下什麼。若要實現「生態先行」的承諾，關鍵在於確保足夠規模的核心保育區。參考國際經驗與生態學原理，南科四期應規劃至少200公頃完整且連續的保育區，並明確定義為「國家級生態植物園」，而非一般的都市綠帶或景觀綠地。

​這片廣達200公頃的保育區具有多重而深遠的意義。它首先是台灣瀕危一級保育類草鴞的核心棲地，同時也是野鳥學會所調查到161種鳥類與多樣原生植物的永續家園。大面積的保護確保了棲地的連續性與生態系統功能的完整，能有效避免破碎化導致的生態衰退。

​如同紐約中央公園以「為城市未來留下綠地」的前瞻精神已經橫跨了一個多世紀，並且將延續直到永恆，南科四期生態植物園若能維持200公頃以上的保育區，並持續推動以草鴞與多樣野生動物為主體的原生生態復育，將不僅在產業發展中實現生態保護，更能為台灣留下超越世代的自然遺產。這不只是緩解社會爭議的手段，更能讓保育轉化為城市發展的長期資產，形塑台灣在「生態文明經濟」上的國際典範。

​台灣社會的價值選擇

​回顧紐約中央公園的誕生，其價值在於當時的決策者願意承擔未來更高的土地成本、更複雜的規劃挑戰與更長期的等待。正是這份承擔，讓中央公園成為紐約最珍貴的資產。今日，南科四期面臨的不只是產業布局，而是台灣能否展現生態遠見的價值抉擇。從20公頃到341公頃，紐約用了不到十年做出選擇。台灣呢？

​如果南科四期能劃設足夠的保育區，打造一座生態植物園，讓草鴞與野生動物共存，讓自然與科技並進，這個園區將從開發爭議轉化為生態文明的里程碑。值得深思的是，一百年後，今日我們視為命脈的半導體與AI科技，都可能因技術變革而轉型甚至消逝，但一座生態豐富的植物園卻能持續存在，守護這塊土地。唯有這樣的自然資產才具備跨越世紀的永續性。遠見從來不是看見當下的利益，而是看見百年後什麼仍能屹立不搖。

​沙崙農場的土地，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它可以繼續承受傳統慣行農業的消耗，也可以轉型為科技園區的水泥叢林，但這兩條路都難以許諾一個永續的未來。第三條路，是需要更大勇氣與智慧的選擇：保留200公頃以上的保育區，轉化為生態植物園，讓它從生態危機中重生，成為台灣生態保育與科技發展並行不悖的典範。

結語

紐約中央公園的故事告訴我們，真正偉大的城市決策，往往不是追求眼前的最大效益，而是願意為還未出生的世代預留空間。19世紀那些堅持擴大公園規模的遠見者，或許無法想像一個半世紀後的紐約，但他們知道，綠地與自然是城市永恆的需要。今日的台灣，面對的是同樣的抉擇。

​當我們選擇保留一座200公頃的生態植物園，我們選擇的是草鴞的未來與自然的價值，更是超越產業週期的國家願景。這是台灣向世界、向未來證明，我們有能力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守護那些真正恆久的事物。這份遺產將比任何一座晶圓廠、任何一項科技突破，都更能代表這個世代的智慧與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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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退休教授，大歸仁暨沙崙生態科學城促進會秘書長，世居歸仁現為其轄區內沙崙里居民。